如目前立法都通行以可识别性作为个人信息的范围，这就有可能引发一个问题，即由于当代数字处理技术中个人画像的出现，通过间接个人信息的分析来识别个人身份的机率大大增加，那么是否这些间接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从而属于人格利益呢？如果通过一个未知的人某种行为的时间、地点和活动场景等能推断出其真实身份，是否这些时间、地点和场景等就成为法律保护的个人信息呢？上述两个理论障碍决定了个人信息被作为独立人格利益来认定的理由并不充分。

语义分析法理学并不完全脱离社会生活，但它能结合的实际，一般只限于结合有关词语出现的场合，如在宪法、法律和判决文书中出现的词语等等。法律生活的具体权利义务关系和权力义务关系，应当都是绝对值相等而利益内容、财产内容相反的。

法权是指代权利权力统一体并记载对该统一体认识成果的法学范畴，它以法律保护的利益和归属已定之财产为内容，表现为法律权利、自由、法律权力，公共职能、公共机构权威、权限、公私两种性质主体都能享有的特惠和豁免等外在形式。2010年，有一本在全国范围内较广泛使用的教材面世，它在学术上所遵循的也是以权利义务为核心范畴的法现象解说路径。在中国当代的政治法律生态中，与权利相比，权力事实上是政治地位和社会经济功能更为重要的法现象。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新的语义分析法理学已在中国高等法学教育领域取得了优势地位。实际上，语义分析法理学在当下的中国已经争得了优势地位。

霍菲尔德的语义分析法理学在一个世纪前将众多含义近似的概念减少到8个，对于减少的方法，他说：如果允许使用一个平凡的隐喻，那8个概念似乎就是那个可以被称为‘法律最小公分母的东西。某个具体的法律权利与对应的法律义务之间的关系，或某个具体法律权力与对应的法律义务之间的关系，都应该是如此。尤其当两者之间的关系带有明显的竞争色彩时，很可能产生现实威胁。

当然，民意的多数支持也可以树立强大的权威，特别是加强主权的权威性，当然也可以加强法治的权威。(19)同上注，第121～124页。时隔三十年重新提出来，当然是因为现实不符合理念，所以特意着手把禁止治外法权的命题付诸实施。一般来讲，当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 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下一步就会很快奔向1 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

打破既得利益格局的彻底改革要求比较强大的、有效的权力，但与此同时又要限制权力滥用。④需要注意的是，对法治的理解存在着本质性对立，会造成政治体制改革中同床异梦现象。

现代国家的法治可以通过程序正义来消弭实质性价值判断的相异所引起的对抗，为决定提供各方承认的正当性基础。回顾帝制中国的两千余年历史，可以发现各种合力作用的基本结果是：通过秦律形成了以皇帝为顶点的一元化权力结构(强制的秩序)，通过汉儒形成了以三纲六纪为框架的对称化权威体系(承认的秩序)，并借助君父大义和修齐治平的推演方式使这样的权力结构和权威体系耦合在一起。因为只要激活现行宪法，就可以在没有大幅度社会震荡的情况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改造国家权力结构和权威体系的大多数目标。这种司法性的违宪审查制度可以防止可变的力量对比关系不断干扰立法、造成制度解构，从而维护国家秩序的稳定性和连贯性。

仅从围绕受教育权出现了大量诉讼、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对生效判决提出再审的案件一直居高不下、信访的涨潮始终在持续等信手拈来的实例就可以看出，对违宪问题的追究的确是很有可能导致制度不胜负荷的。(31)上述不同于联邦制的地方自治制度的基本设计所提示的政治改革方向，对中国也有相当程度的借鉴意义。(5)要承认地方政府的自主征税权。(15)这个理论认为在政府的父爱主义氛围里，无论企业经营得是好是坏，政府都会出面兜底，都会在困难时伸出援手，所以企业效率无法提高。

而能把限制权力与加强权威，保障自由与维护统一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现代法治秩序。权威也不妨被理解为建立在正当性、合理性以及必要性基础之上的服从的自愿化和服从的制度化。

结果是律师抱团取暖、集体斗争，从李庄案到平度案，可以清晰地看出律师自我认同在野化、对抗化的趋势。丹尼尔·罗德里格兹、马修·麦卡宾斯、巴里·温加斯特：《法治之辩》，载《比较》2013年第2期。

《民主宪政新潮——宪法监督的理论与实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例如选民有兴趣并且有能力立即参与的乡镇人大以及县级人大应该尽快全面实行预算议会的做法，然后再渐次扩大到省、市、自治区乃至全国。根据联合国2011年的统计数据估测，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远远超出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正因为社会中存在不满情绪的高压，才需要尽快通过对违宪现象进行审查和纠正的程序来逐步释放其能量，特别是通过回应民意的结构调整把爆炸力转化成制度创新的推动力。如果制定机关不予修改但却不能说服有关专门委员会，那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最终付诸常委会会议审议决定。(18) 在英美法系国家，审计署是国会的附属机构。

这两者相向而行、相辅而成，可以加快中国转型的进程。另外，为了预先防止提诉案件的爆炸性增加造成合宪性审查制度功能麻痹的危险，除了规定非常严格而细致的受理要件之外，在第一阶段似乎不妨首先只承认机关的提诉权。

但在另一方面，对政府的问责审计需要与人民代表大会的预算审议联动并借助决算认定程序而产生实效，财税民主则应该从公民有兴趣、也有能力参与的乡镇、县、市层面开始。(16)这种问责审计的发展趋势，可以从美国审计总署(the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在2004年7月7日更名为政府责任办公室(the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的制度变迁中看得很清楚。

例如，被称为中国平等权诉讼第一案的蒋韬诉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招聘限制身高行政诉讼已经得到受理，并在2002年4月25日开庭审理。二、从经济形势看法制改革的若干切入点 从这个世纪之交开始，全球格局就在经历百年甚至几百年一度的大转型，世界经济重心逐渐从西方转向东方，亚太地区的国际秩序也随之发生地壳变动。

(31)杉原泰雄「地方自治と地方分権」『法律時報』第66卷12号(1994年)29—30ページ、広田全男、糠塚康江「『ヨーロツパ地方自治憲章』、『世界地方自治宣言』の意義」同誌42—51ページ。可见通过诉讼来强化公民个人的权利主张是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审理是不是公平，判决是不是符合他对正义的理解、他的公正感，这样的感性认识决定了他对法律制度的理性认识。当然，我们不妨在城乡分治、存在大量灰色收入等特殊国情的背景下对这个计算值进行质疑和修正。

从1987年开始，联合国社会经济理事会开始审议《世界地方自治宪章》草案。(13)不言而喻，有意促成这样的特征决不意味着全国人大将削弱根据宪法规定而行使的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以及监督权，(14)只是强调把预算审议作为突破口来切实改变所谓议会不议的现状。

包万超：《设立宪法委员会和最高法院违宪审查庭并行的复合审查制——完善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另一种思路》，载《法学》1998年第4期。为此，有必要自下而上推动财税民主化，所以预算议会构成落实法治方式的另一个极其关键的切入点。

(24)例如，宝格达：《解决私房问题应该尊重宪法、民法，保护人权》，载《北大法律信息网》文献库保护人权机制专栏，2002年7月3日上传。所谓死磕就是较真，律师必须较真才有可能把客户的合法权益保住，才有可能切实推动法律实施，才有可能避免冤假错案、提高办案质量。

所以，司法审查对中国的法制改革乃至政治体制改革也是非常重要的。这里更为重要的是，规则要平等地适用于任何人，政府既不得偏袒某一方，也没有超越于规则之上的特权，否则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就难以协调，通过竞争产生效率的机制也就难以启动。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态发生，除了必须加强法务市场竞争的自由度和公平性、打破身份关系壁垒之类的对策外，还必须进一步加强职业伦理教育、整顿纲纪、陶冶高尚品格、提倡自律和公益活动。四、落实法治方式的主要驱动力 以上论述的是关于中国法治方式的基本思路。

当地方人民代表和地方行政首长都由直接选举产生时，只要把立法权与行政权严格区分开，首长的决定可以直接以民意为后盾，那么因权力制衡而产生的扯皮现象会减少，政府的效率以及正当性、合法性会提高。(二)行政问责与大审计模式 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首先是要以法律限制权力滥用的行为，建设法治政府。

要创造这样的条件，当然离不开顶层设计和顶层推动。(17)詳細は木村琢磨「財政統制の変容(上·下)——国会と会計検查院の機能を中心とした研究序説」『自治研究』第79卷2号と3号(2003年)、「フランスにおける予算会計改革の動向——日本法ヘの示唆を求めて」『季刊行政管理研究』第106号(2004年)を参照。

不言而喻，涉及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改革是触动体制根本的，影响制度设计的变数非常多也非常复杂，采取自下而上推动的方式和步骤，就可以增加试错、创新的空间以及各种政策选项，降低失误的风险，还有利于群众参与。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司法的舆论监督无处不在，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